少年香港說
戊戍變法失敗後，康有為得到英國傳教士協助，由英國領事館職員經上海轉送到香港，同一時間梁啟超則經塘沽逃難到日本。兩年之後，香港最重要的革命家、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策劃惠州起義失敗，翌年被清政府派人刺殺於結志街，然後，便展開了《十月圍城》裏的故事。其實大家都十分清楚，康有為、梁啟超、楊衢雲以至孫中山等，都是地地道道的廣東人，在香港有很多同聲同氣的老鄉。孫中山更明言他的民主思想，乃啟蒙自香港的讀書時期，大概也是用廣東話母語授課。
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，寫了一篇著名的《少年中國說》（載於《飲冰室文集之五》），將當時的清政府稱為「老大帝國」，他構想中未來的是「少年中國」﹕「少年智則國智，少年富則國富，少年強則國強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，少年自由則國自由，少年進步則國進步，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，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……」110年前的短短數句豪情壯語，開啟了中國追尋現代富強的漫長道路。
少年中國老大香港
或許你覺得我扯得太遠了。其實只要再看看最近的二、三十年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，經濟特區都是港商在投資，流行曲和喇叭褲都是從香港引進，發哥和《上海灘》都一面倒來自香港……當然還少不了歷次天災香港的捐款，八九民運來自香港的支援——就連異見人士出走的路線，也和百年前大同小異。假如套用梁啟超的概念，香港總是要較內地年輕得多，少年香港總是在推動着中國向前，老大中國則在步履蹣跚中進進退退。
到了今天，香港卻反而變成「伸手黨」了，不斷要向中央尋求政策支援；香港的經濟命脈，已完全被融合的邏輯支配；因此高鐵才是「硬道理」，不上馬就只有死路一條！中港兩地就像梁文道作為「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」的告白﹕「10年前，榮念曾、胡恩威、陳雲和我，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……10年後，從北京到深圳，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，甚至還有近百個「1933 老場坊」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。」至於香港的所謂六大產業，迄今還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，假如不是已變成另一個地產項目的話。
我不肯定今天的80後，是否都會拿內地來參照，但很肯定，他們都知道現在的內地很年輕，天天不斷在尋求新的突破，大城市的80後同樣蠢蠢欲動，建立了蓬勃的網絡空間；我們則變成了「老大香港」，只能拚命地跟上步伐，以免過早被人淘汰。不論是80後或是嬰兒潮，其實都知道香港仍剩下不少「老本」，文化遺產、核心價值、制度優勢等等，分別只是在於，80後覺得這些都是寶貴資產，嬰兒潮則力求盡快拆毁一切，榨取下金蛋的鵝的最後幾隻金蛋。這豈不完全正是梁啟超說的﹕「彼老朽者何足道，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，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。如僦（租）屋者然，彼明日將遷居他方，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。將遷居者，不愛護其窗櫳，不潔治其庭廡，俗人恒情，亦何足怪！」
因此，每次當鄭汝樺在訴說香港的長遠利益，梁展文的幽靈便彷彿如影隨形地在嘲笑她。一切教科書上關於優質政治體制的神話論述，都在短短數年間被官員一手自我爆破，高官經常掛在口邊的「優化」政策，已盡變成市民無奈苦笑的「幽（默）化」話題。現在北京已很少看見一個圈着的「拆」字了，但菜園村卻來了紅色的交叉；深挖機悄悄地轉進了大角嘴的地底，我卻想起年前重慶孤島般那個「最牛的釘子戶」，似乎當地發展商算是比較守法的，起碼對產權有最基本的尊重。
中環價值朝陽精神
不幸的是，這二、三十年來，內地到底都學了香港些什麼呢？記得我以前曾經寫過﹕「農業學大寨，工業學大慶，炒樓學香港。」中環價值已不再是中環價值，而是更多上海的浦東價值，北京的朝陽價值等等。說穿了，中環價值就是「圈地運動」，然後就是地主的「尋租行為」，從上至經濟結構的地產主導，下至普羅市民的置業恐懼，香港無不瀰漫着封建社會的保守心態，「50年不變」說穿了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綱領。80後以土地作為抗爭主題，完全就是天真無邪的小孩，無情地揭破了「國王的新衣」。
少年香港說
「我是醫生，我男朋友是律師，但都買不起樓。」除了八十後苦行的經典圖像外，這亦是二○○九年的經典金句。我一直都不太肯定，到底普遍的八十後是買不起樓，抑或不屑買樓？但可以肯定，「圈地運動」也有高下之分，低劣的就像《阿凡達》中的地球人，赤裸裸地動用武力將潘朶拉清場；高明的大概會如葛蘭西所言，先建立一個意識形態霸權，也就是讓土地開發披上更多文明包裝，方不致出現如數碼港赤裸裸地變成貝沙灣，然後又想在西九翻版一遍──未知日後菜園村的上蓋物業，或許會叫作「萊茵豪庭」的，又會被納入李家還是郭家？香港號稱經濟最自由的都市，但一切都不是開放競爭決定的，世事荒唐之極，其實很難超出於此。
我倒想起嬰兒潮精英最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﹕「我是在公屋長大的。」潛台詞是他們已經脫離公屋行列，達成了向上的社會流動。嬰兒潮在七層徙置區的集體成長回憶，以及例如從何文田村「升呢」到黃埔，又或從北角邨「升呢」到太古城的集團遷徙經驗，已成為一代人權貴式「計劃經濟」的文化基礎（我總是很想知道，當年供書教學的父母或在工廠車衣的姊妹，卻還有多少仍然住在公屋呢？）。「圈地運動」的一個致命邏輯是，沒有地的人永遠都不會有一寸地，只有先圈地的人才會有地，後來的世代便只能當「農奴」了，這並非階級而是種姓（caste）的分野，命中注定的一個零和遊戲，一切都早已規劃得井井有條。
無論在香港和大陸都一樣，八十後有別於上一代的地方，是他們只能繼續寄居在嬰兒潮父母的家裏，發揚臥薪嘗膽的精神，再無後顧之憂地起義。八十後皆在父母的專制溺愛中，戰戰兢兢、規行矩步地長大（大陸的八十後就更主要是獨生子女），因此過往一直顯得比較被動冷漠，被認定是過分自我和難於溝通。直至在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、喜帖街、菜園村，在那些老街坊和純樸村民的身上，他們才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物質空間、屬於自己的家的感覺。
而且八十後還找到了新的潘朶拉星球，就是相對平等開放的網絡空間，在那裏毋須再擔心失地的問題，可以迅速建立動員力強大的社區，這是擁有土地的嬰兒潮世代所無法理解的。其實早在嬰兒潮火紅的年代，歐美已經有（也是葛蘭西意義上的）「新社會運動」，只因香港人太保守或太工具理性而不自知而已。無論如何，物質／地產空間與非物質／網絡空間的距離，彷彿就是地球和火星之間的距離，而這正是嬰兒潮和八十後之間的鴻溝所在。
本土意識 北進想像
高鐵打造「一小時生活圈」的眩目藍圖，已難免引發香港人對身分危機的焦慮，無論你承認或不願承認也好，二○一六已經足以取代二○四六了，根本連二○二○雙普選也等不着，這和鄭耀棠日前心直口快、不慎披露的國家機密一樣，皆是香港最大的公開的秘密。因此在追問本土意識的同時，我亦再次陷入「北進想像」的沉思，李照興已在「星期日明報」寫了不少天，儘管他所講的主要是市場大計；葉蔭聰在回顧十多年前提出這概念時，則多少流露出自我批判的情緒（見諸《今天——香港十年》），彷彿以往太早走得太北，結果還是要撤退南下。
八十年代羅永生他們「民主回歸」的口號，正是想像「香港的民主，明日的中國」；上一代人經歷所謂的學運火紅年代，以至八九民運全城激情的年代，皆抱着粗糙朦朧的北進想像。可惜亦正因如此，學運的啟蒙反而無法在本土生根，火紅年代搖身變成紅色資本年代，北進想像只剩下北上掘金的份兒。現在八十後要回歸本土，卻正是本土即將瀕臨消失的時候，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歷史的嘲弄？在「老大香港」期待「少年本土」的重現，感覺就好像到一個堆填區去找水源一樣荒誕。朱凱迪在一月八日那天寫道，八十後不會期望立即便能帶來轉變，會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，感覺更像是這個悲情城市的垂死哀鳴。
康、梁於一百一十年前身處的香港，並非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空間，而是公民社會和思想的自由空間。現在大陸已不太需要香港資金，甚至不太需要香港的技術了，但那裏仍缺乏接近香港的公民社會、成熟發達的公共空間、不亢不卑的社會運動，套用嬰兒潮物質主義的話語，那才是升值潛力最高的新興市場、最值得投資的「優質新股」。未來六年，相信中聯辦門前還會有不少示威，除了問中央可以給我們什麼，也可以問我們還能帶給中國什麼？每次當我看見苦行的八十後，都很想苦口婆心地跟他們說﹕撤出這個沒有希望的戰場吧！走到一個更大的戰場去，繼承康、梁那怕只是「保皇黨」的遺志──一小時生活圈無可避免地出現後，會較一百一十年年前坐船更加方便。
原文出自2010.01.10 明報副刊，作者鄒崇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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